职称外语考试，是实行多年的一项制度。这项制度的背景来源，是中国要融入世界，必须让新一代人才掌握语言这个交流工具。这项制度的直接来源，则是国家人事部1998年以及更早时的一些规章规定。
　　外语，在当今社会是重要的。信息社会，人类的交往已经超出了国界，多掌握一门语言，你就多了一个机会。信息社会、市场经济社会，“桥梁型人才”是很受欢迎的。由于其替代成本比较高，其就业和薪酬都比一般人才看好。国家用一种强制手段逼年轻人学外语，无疑对造就一代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，大而言之对促进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，促进科技进步，都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。因此，尽管我也是外语这道门槛的受害者之一，但我还是支持国家大力提倡外语教学。
　　另外，外语门槛的一刀切，确实也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和不公平。像法学，好多法学博士，本科并不是读法律的，而是读外语的。因为像北大这样的名校，对研究生的要求，外语是最严的，八级英语才能考他的国际经济法博士。这种奇怪的选择方式，把大批正宗的法学人才给淘汰了，英语系毕业的却成了宠儿。结果，北大的博士大批出国，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英语国家的还要强。以致有人到美国去研究中国文化，回来又当法学院院长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中国律师考试的文章，认为在一个九亿多服务对象是农村人口的国家，要所有律师都懂外语是没有必要的。现在司法考试已经取消了英语。学中医的评高级职称考外语，也是很可笑的事。这都是矫枉过正。没有听说美国的博士，没有通过中文的大学水平，就不准拿博士学位的。所以，我们这一代中国学子，实际上成了特定时代的牺牲品。但是没有这种牺牲，中国人的总体英语水平没有这样高，同外国的交流不会有这样多的复合型人才。最直接的，能熟练使用微软操作系统在网上遨游的，有几个不精通英语？
　　回到法律层面，我认为现在大家对人事部的质疑是对的。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抗议，只是现在找到了《行政许可法》的依据，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。《行政许可法》明确规定了行政规章没有设定全国性准入资格的权力。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地方性法规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章，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资格、资质的行政许可。”第十六条规定：“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，对实施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。”“不得增设行政许可”。法律在此将资格、资质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上收，不允许地方和部门对此进行限制。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，是因为资格和资质的认定和许可，直接涉及到公民宪法上的劳动权和企事业单位和机关的用人权。在任何一个领域实行资格证书制度和资质证书制度，任何一个未获得此项资格和资质的人员的劳动权将被剥夺，他们将无法进入特定的领域。
　　职称的评定，是对多学科个人水平和执业资格的审定。人类的知识有无数个参照系，用一种语言剥夺所有专业的人评教授、读博士的资格，是违反科学的。华佗和扁鹊，按现在的标准评不上中级医师；苏东坡在今天，考不上浙江大学；司马迁在现在，评不上一个中级编辑。但这无损他们作为中国文学史、医学史和史学上的伟大成就。从这些简单的道理来看，人事部的规定浪费了多少中国青少年学子的时间和心血，这是毋庸考证的。只对特定的涉外行业人才提出外语水平要求，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，最节约教育资源的、最有利于中国出现多学科人才的。起码，我们不要把外语提高到一票否决的高度。
　　因此，我相信国家不会用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规定全民学外语，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，还有一个民族自主权问题。而规章又被法律规定不能再设定这样的一刀切许可，因此，人事部有必要考虑修改这个规章，将强制改为提倡，让各行业和各就业单位按他们的标准自我选择。对于想出国或者同外国人做生意的人，你不要他考试，他也会去学的。《行政许可法》的一个精神是，能让社会和个人选择的事项交给社会和个人选择，而目前的外语职称考试显然将这种选择权垄断在国家手中，这和《行政许可法》的精神是不相符的。我相信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提出来了，早晚是能够解决的。行政诉讼，也许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催化剂。